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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家乡》总导演宁浩: 有感而发、不说废话,从自己的理解出发 | 专访
人气:1224    发布时间:2020/10/11

|林莉丽

 编辑|如   今


《我和我的家乡》是2019年国庆档票房冠军《我和我的祖国》的姊妹篇,九大导演、近百位演员组成“中国喜剧梦之队”,今年国庆、中秋双节带领观众体会一场笑中带泪的“喜剧之旅”。电影横跨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拍摄,兼具科幻、爱情、动作、冒险等元素。影片上映前,本报记者采访了影片的总导演宁浩,听他讲以“空间、变化和小人物”为核心的电影创意过程、疫情期间的拍摄种种,以及他对真实、对喜剧的理解。


空间、变化和小人物


2019年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热映之后,《我和我的家乡》的创作迅即提上了议程。宁浩、张艺谋、张一白几大导演们几轮交流讨论之后,最终提炼出了“空间”、“变化”和“小人物”三个关键词,并决定以此为核心串连全片。


“《我和我的祖国》是一个时间线串连的故事,作为姊妹篇我们想到用空间线串连,然后初步确定了西南、西北、华东、东北和京津冀五个区域作为拍摄地。一个核心诉求就是拍出千家万户在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作为电影的总导演,宁浩回顾了《我和我的家乡》的创作缘起。

 

明确创作思路后,大家开始各自领任务。宁浩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北京故事,围绕医保话题创作了《北京好人》;闫非、彭大魔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于是选择拍摄黑土地上的爱情故事《神笔马亮》;俞白眉的老家在陕西西安,他和邓超以家乡为背景构思了陕北治沙的故事《回乡之路》;陈思诚和“唐探组合”王宝强、刘昊然在贵州黔南小山村创作《天上掉下个UFO》;徐峥将镜头对准江浙沪的乡村小学,演绎暖心的《最后一课》。


小切口看千家万户


在宁浩看来,祖国是宏大叙事,是大词、大概念,家乡则是温暖、情感的代名词,更适合从小切口切入看千家万户。《北京好人》的故事创作就源于宁浩自己的经历。在拿到京津冀部分的创作题目后,宁浩先结合葛优的特点初步设定了外地人进京看病的故事线。原来,几年前宁浩家里的长辈曾来北京看过病,手术前因为不了解相关的医保报销政策和病情程度,一度很焦虑。宁浩和亲戚提出由他负责医保外的费用后,双方的关系又变得格外客气。后来,医保报销了长辈几乎全部的费用,双方又回到平等的亲戚关系上。


亲人间关系的微妙变化让宁浩感触颇深,同样触动他的还有中国医保政策的覆盖范围,“几乎全部报销了,这是什么手笔?这是政府办的硬事!”


“撂地”、“串梗”喜迎小康


平地抠饼,也叫撂地,是相声术语,说的是演员在市场上平地画个圈儿就能把观众吸引过来的表演形式和本事。宁浩用平地抠饼形容原创喜剧的难度。五段故事,最初的设想是每组拍摄25分钟左右,剪成120分钟标准片长的电影。样片交过来,每个导演都超时了。作为总导演,宁浩理解这种超时,“喜剧需要铺排,前面埋的深后面才有高潮,《我和我的家乡》不同于《我和我的祖国》,奥运会、原子弹等每一件尽人皆知,不需要太多解释,这一次则是平地抠饼,要有足够的空间铺排、讲述。”


“电影前前后后做了几个不同的版本,从时长考虑,不得不剪掉了很多环境和空镜。”宁浩说,“都是导演们精心拍摄的素材,这一次剪片子真的剪得心里疼。”


《我和我的家乡》中,宁浩的“疯狂外星人”跑到贵州走进了陈思诚的“唐探宇宙”,不再当“的哥”的张北京戴着十年前的帽子二次调侃张艺谋……网友们称这些让人会心一笑的小桥段为“串梗”。宁浩说,很多桥段和笑点来源于演员的现场发挥,“去年感动、今年轻松!中国是有相声和脱口秀基础的国家,我们的观众对喜剧有理解,五部电影都是喜剧、喜迎小康。”


从“我攥拳”到“攥拳啊,我……”


《我和我的家乡》是宁浩和葛优的第二次合作。故事的喜剧性来源于人物身份的错位。编剧最初设计了角色遇到警察、遇到医生的桥段,借此突出身份错位的喜感,宁浩觉得不够,进一步提出了抽血遇到熟人的情节设定。宁浩的一个想法,两个编剧想了三天,最终通过双簧式的动作设计完成了角色的合理化反应和逻辑自洽。

 

谈到剧本的呈现,宁浩特别提到了葛优的表演节奏,“节奏非常好,他是天才型的喜剧演员,一两条就过。”表演过程中,葛优饰演的张北京和张占义饰演的表舅以双簧的方式完成抽血,宁浩原来设计的台词是“我攥拳”。拍摄过程中,葛优将台词调整为“攥拳啊,我……”用一个倒装将特定的情景和人物喜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坏猴子”导演友情客串


《我和我的家乡》2019年10月开始策划筹备,《北京好人》和《最后一课》的拍摄过程中分别遭遇了疫情和洪水。“疫情对各组都有影响,对我们组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医院的戏份,头一天拍完第二天就不让进了。”宁浩说,“为此剧组临时调整了拍摄计划,先抢别的戏份,给美术组抢出时间想办法搭建。”


美术部门用两天时间完成了快速搭景,拍出来是一处又一处的场景,其实都是美术部门精心设计的景片,宁浩也用镜头配合着置景的角度,“外景是实拍,内景几乎全部搭景拍摄。”


疫情对拍摄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大量的群众演员无法到位。电影中有一场200多人的大场面戏,当时正赶上北京疫情很严重的时候,一时找不到这么多群众演员,“我们只能找做过核酸检测的、能够追踪行动轨迹的人,无奈之下只能在拍摄前现场打电话找人,优先在各个公司找,路阳等很多‘坏猴子’的导演都带着制片人过来了。”宁浩说。


求真是表达的前提


《我和我的家乡》的创作过程中,剧组跟抖音联合发起了“全民拍家乡”的活动,很多网友拍摄的片段让宁浩记忆犹新。宁浩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打通大屏和小屏的局限,讲述千家万户的故事。“脱贫攻坚、全面小康是惠及每一个中国人的事情”,电影中将五个故事以直播的形式串联起来,作为千千万万个家乡故事,最终再汇聚成祖国的版图。


宁浩是山西人,有一年开车回家,走着走着竟然迷路了,只能沿着河流定位记忆中家的位置,“变化太大了!”宁浩说。在他看来,《我和我的家乡》的创作过程中最打动他的也是生活本身,“创作引导我们关注生活,生活中巨大的变化让人震撼、想要表达。”宁浩举了个例子,《回乡之路》中有沙漠部分的拍摄,创作过程中剧组发现沙漠已经很难找了。宁浩也曾向朋友推荐家乡山西的黄土高坡和古战场,但在现在的绿化力度下,也已经找不到了。

 

“有感而发、不说废话”是宁浩作为创作者的创作标准,他坦言自己只能讲自己理解的故事。“我前一段试着写一个大明星的故事,很难、我发现跳不到那种视角,找不到适合的素材,我只能讲我理解的故事,比如市民故事、乡村故事。”


提到宁浩,观众首先想到的是喜剧、黑色幽默背后的思考,宁浩说,“我其实没有刻意思考,刻意做喜剧,我只是希望能对真实负责,看到一个表面就想继续看到表面以下的东西,求真对我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线性叙事仍是主流


拍完《我和我的家乡》,宁浩手上正在筹备一个代孕题材的故事。故事能牵出生活中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思考,涉及宗教、伦理、法制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些是能激发宁浩创作兴趣的题材。


从《我和我的祖国》到《我和我的家乡》,主旋律电影实践了一种全新、高效的创作和制片方式。作为创作者,宁浩从文学和绘画两方面佐证了这种结构方式的有效性,“在中国,分段叙事是有观众基础的,我们看晚会,一个接一个的节目上演,文学上我们有章回小说,绘画上我们有散点透视……当然,对电影而言线性叙事依然是电影叙事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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