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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刘恒:电视剧是影像化的评书
人气:1203    发布时间:2020/6/30

源 | 影艺独舌   文丨李星文

(下文来自李星文老师主讲的国剧60讲第二季)


        刘恒是当代中国数得着的优秀小说家,从事影视剧本的创作也卓有成就。他写了大量的电影剧本,获奖无数。他写的电视剧剧本数量有限,其中最有名的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和《少年天子·顺治篇》。

《张大民》让他独揽飞天奖优秀编剧奖和金鹰奖最佳编剧奖,以及全国“五个一工程” 奖。《少年天子》则成为很多年轻女性观众心中的白月光。另外,还有一部张黎执导的电视剧《中国往事》,改编自刘恒的小说《苍河白日梦》,编剧是赵立新。

刘恒的电影创作,横跨了90年代、00年代和10年代。他的电视剧创作主要集中在2000年到2003年之间,之后很少再有交集。

或许是电视剧太长了,这对一个要求情节质量和文学性的编剧来说,是一种艰难的体验。但仅凭《张大民》和《少年天子》这两部剧,刘恒已经成为国剧史上光彩夺目的名字。

刘恒是北京人,上世纪50年代出生。早年间当过兵,做过工人,业余时间写小说。后来调进北京市文联,担任《北京文学》的编辑。

在文学方面,刘恒不算早慧。他的小学作文,五分制只得三分。十五岁当兵后给家里写信,通篇只有两行:“爸爸妈妈,你们好!我现在很好,你们好吗?”后来再翻到这封信,刘恒感叹自己文思枯竭,字写得也很差。

当兵的时候,刘恒买了小笔记本开始记日记。写日记前,先抄几段最高指示,然后写自己今天干了什么,看见了什么,有什么心思,坚持记了几年。这帮他练就了文字的基本功。

那时候,刘恒突然迷上押韵。没有押韵的书,就把《新华字典》拿出来对着声母韵母一遍一遍地看。其实,这也是一种训练。2011年的歌剧《山村女教师》,刘恒押韵写歌词的能力派上了用场。

八十年代,刘恒以小说家之名名动江湖,代表作品有《小石磨》《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1987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他从那年开始“触电”,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黑的雪》是刘恒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发表后,谢飞导演让他的文学编辑来找刘恒,商量改编电影的事。这部电影就是《本命年》,由谢飞执导,姜文主演,1990年上映。谢飞凭借此片获得了第4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杰出个人成就奖)。

刘恒编剧的第二部电影是《菊豆》。影片改编自他的小说《伏羲伏羲》,由张艺谋执导,巩俐、李保田主演。因为《菊豆》,刘恒跟李保田熟悉起来。之后,刘恒编剧的第一部电视剧《大路朝天》也是由他主演。

1989年,王朔牵头的海马影视创作室成立,集中了当时比较活跃的二三十个作家,刘恒、莫言、刘震云、苏童等人都参与其中。海马影视创作室的第一部作品是《编辑部的故事》,在友谊宾馆租的房间,一大堆人在那儿攒故事。

在刘恒看来,小说、电影和电视剧虽然都是叙事艺术,但技术层面差别很大。他说,“小说和电视剧所受到的束缚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难处和便利。电视剧更像影像化的评书,啰嗦一点没关系,道理可以重复说。小说会受到一定限制,道理已经说完了,就没必要再扯别的事儿了。”

说起来,刘恒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写剧本了。他说,“那时候电影少,我看了一个电影之后,会把电影里发生的事情用剧本的形式记一遍,觉得好玩,其实是用非常土的方法训练。”

从刘恒尝试过的体裁看,他最初是写诗,接着是写电影剧本、话剧剧本,后来才是写小说。写小说尝到甜头后,他就一篇一篇地写下去。后来有人看中小说,要求改编电影,他和电影的缘分又续上了。

他说,“电影的能力很独特,到现在我仍然不认为我掌握了它的窍门儿。美国好莱坞的一些编剧非常专业,把技术分析得很细致。如果不掌握技术,不会是一个好编剧。我还是按照早年文学的那种惯性,凭直觉写,我是业余编剧,不是专业的。”

1997年,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在《北京文学》刊出。写这部小说时,刘恒怕待在家有干扰,借了一个房子住。当时正值夏天,顶层六楼热得一塌糊涂,没人给做饭,没手机也没电话。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刘恒把家里的冰箱蹬三轮运过去,用带子绑上背到了六楼,又买了好多饺子和冻面条放里边。天气热,他就在地上铺个凉席光着身子写,中午坐凉席上盘着腿吃饺子,满身大汗。

他说,“在那儿吃饭,有点像农民锄地锄到地头儿了,拿出干粮吃那种感觉。完全的体力劳动,非常累,但写得很投入,很过瘾。”写上一整天,刘恒会下楼,到旁边的西苑宾馆给老婆打个电话:“一切正常。”

写到最后,有一个作家团要到山西去访问,邀请刘恒参加。他一看出发的时间到了,就仓促结尾,与王安忆、刘庆邦等人一起去了山西。实际上,他写到那会儿也有点写烦了,就势把自己给解放了。

小说发表之后,社会反响强烈。各大报纸连载,《北京青年报》专门组织了专家和读者开讨论会。电影和电视剧都提上了日程,电影改名《没事偷着乐》,由杨亚洲执导,冯巩主演,在1999年年初率先上映。电视剧则是沈好放执导,梁冠华扮演张大民,2000年1月播出。

电影和电视剧都是刘恒操刀剧本。电影被认为更忠实于小说,但电视剧弥补了刘恒仓促收尾的遗憾。有了20集的篇幅,刘恒把原来没写的东西都加进去了。

剧里的头号反派“古三”,在小说里叫“亮子”。亮子人有点愣,但本性不坏,戏分也不多,张大民三下两下就把他收服了。但古三却是个无可救药的坏蛋,给张大民一家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小说里社会反思的成分较多,而到了剧里,古三承担起了制造冲突的主要任务。

剧里的大军,在小说里叫三民。三民只是个性格软弱、稍显鸡贼的凡夫俗子,到了剧里就成了馋懒奸猾集于一身的极品。

剧里的大雪,在小说里叫四民,清纯和洁癖是她一以贯之的标签。剧里给她加了一个英年早逝的恋人,让她的悲剧人生更加虐心。

剧里的大国,在小说里叫五民,面目比较模糊,到剧里也有了跌宕起伏的感情线。

剧里还增加了一个关键人物:刘大爷。他一直对多年守寡的张大妈有情有义,但张大妈就是不肯再往前走一步。后来张大妈得了老年痴呆症,刘大爷仍然不离不弃照顾她。这个人物的存在,让这部剧的调性温暖了许多。

《张大民》作为一部平民史诗,写出了百姓生活的无限艰辛和底层人民的顽韧斗志。这得益于刘恒对老北京市井生活的烂熟于心。其中一些情节,来源于刘恒的亲身经历。比如张大民那个长着树的小屋,就是刘恒结婚时用的房子。

他说,“当时家里只有两间平房,二十平米,住三代五口人。1976年地震,房子结构被破坏了,单位批准可以加盖一间六平米的红砖房。我们家种了非常好的奶葡萄,盖房子的时候把它砍了,但没刨根儿,铺水泥地铺薄了,后来葡萄又从地上拱出来了,树的灵感是从这儿来的。有生活基础之后,想象力就有了源泉。”

这部剧京味儿十足,烟火气十足。开篇,张家的几个儿女杀鱼做饭。胆怯的张大雪面对活蹦乱跳的鱼,怎么也下不去手。书呆子张大国把鱼“杀”到了地上。泼辣的张大雨见谁呲儿谁,谁都得让她三分。

一家人是为张大民即将领来的女朋友准备宴席,可是女孩最终放了鸽子。张大民和一只猫逗了半天闷子,尽显贫嘴风范。反倒是老三张大军领来了一个“女朋友”,饭桌上出尽洋相。

为了实现“增加一个李云芳”的战略目标,张大民整宿整宿地琢磨怎么把有限的空间合理利用起来。他们两口子占了小间,大间拉上帘儿分成男女宿舍。高低床一下来俩,电视被挂了起来。老妈睡在两个箱子拼成的床上,不平的地方用砖头和木板找齐。

很多观众都经历过类似的生活悲苦,看的时候感同身受。所以这部剧很快就播火了,在各家电视台反复重播。

主创人员公认,刘恒的剧本是成功的第一要素。扮演张大民的梁冠华开始还觉得,这人怎么这么话唠啊,说一堆没用的话。导演沈好放让他唠叨得实在没办法了,就说那你自己改吧。梁冠华在现场磨叽半天,删哪句都不对,改一句也不对,就还按原剧本演了。

拍摄的空间比较狭小,机位调度并不复杂,一场戏下来有时候只用一个镜头,演员的走位和交流特别生活化。扮演李云芳的朱媛媛回忆说:“当时每天一到现场,大家就把拖鞋一脱,盘腿往床上一坐,开始聊天、对词,很自然就进入状态了。”

这部剧的演员多数都是话剧演员,人艺的梁冠华、修宗迪、徐秀林、鲍大志、李洪涛、岳秀清、金昭等人占了半壁江山。

朱媛媛和徐秀林同住一个房间。年轻的朱媛媛睡醒了以后发现房间里特别黑,拉着帘子,桌子上摆着早饭。她吃完下楼,看见徐秀林老师戴着老花镜,坐在宾馆大堂沙发上看剧本。老艺术家这种谦逊态度和敬业精神,让朱媛媛大为感动。

导演沈好放曾在东京学拍电影,回国以后拍了《三国演义》中的第二部分,以及《东周列国·春秋篇》。小津安二郎对日本平民的描绘,以及慢悠悠的节奏,他很有体会,也潜移默化用到了这部剧里。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大获成功,刘恒在满足之余又有了不满足。他开始琢磨着由编剧的岗位上再往前走一步,过一过导演的瘾。这才有了后头的《少年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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